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史传承最完整有序的国家，这片古老的土地埋藏着上万年的文明史，历经改朝换代，大量宫廷珍宝流失民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兴起了一次次基础设施建设的浪潮。修水库、修电站，大量地下的文物被挖出来，其中很多宝贝连专家都没见过。有资料显示，1980-2010的30年间，国土开挖的面积是1950-1980年的40万倍，30年挖出的文物至少以亿计。各地大搞基建，文物部门不可能天天守在那里，根本顾不过来。况且基建都是承包性质的，包工头挖出文物之后，基本上不会上报国家。理由很简单，按照《文物法》规定地下的文物都归国家所有，一旦上报国家，文物部门肯定派人来封锁挖掘现场。这样一来，工期延误，包工头可能赔偿得倾家荡产。 目前，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约有1800万件，近10年走私出去的文物是八国联军抢走的30多倍。除了走私出去的，还有一部分就是因国家不承认而被打上“工艺品”标签正大光明出去的。改革开放后，出土文物由国家馆藏的很少，基本上都是流向民间。或许是国家的无可奈何，民间收藏家主动承担起了拯救出土文物、保护中华文化的历史责任。然而，我国文博界有一种保守思想，认为博物馆里全是精品、民间收藏的全是赝品。智库认为中国民间收藏家头上有三座大山，出土文物不被承认、拍卖公司垄断市场和专家不说真话。其背后不仅折射出中国文保体制的固步自封，也道尽了少数精英“专家”、官家拍卖公司的利益唯上，更是遗憾民间收藏家的孤军奋战。特别是在垄断之下，民间收藏家频频陷入窘境。由于这部分人都以微薄的资金收藏出土文物，痴者更是不惜散尽家财，手头的文物不能实现流通，无疑是抱着金砖却挨饿。 收藏家都是有钱人，他们会贫困吗？搞收藏应该是三有：有钱、有闲、有眼。都说收藏家是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之一，他们的藏品，动辄就是几百万元、上千万元。表面上听听这话也没什么错，但真是这样吗？ 事实上，民间收藏群体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企业家、商人或大佬大腕等，这些人本身有钱，他们搞收藏主要是考虑资产配置，或开博物馆，或纯粹把玩以显示身份，所以，他们收藏的档次一般比较高，货源基本来自大拍卖行、正规文物商店(画廊)和藏家画家等。这一部分人在整个民间收藏群体中占的比例不大。因为这一部分藏家不差钱，也没什么困惑，也确实可称得上是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人。 另一部分，人数占了整个民间收藏群体的90%以上，有干部、职工、知识分子、城镇和农村居民等等，他们的年收入一般不是很高，家庭经济并不宽裕，大多靠着本人微薄的工资或家庭收入在搞收藏，他们全靠节衣缩食来支撑自己热爱的收藏事业，有的甚至因为收藏而难以为计。所以，他们收藏的档次整体不高，但其中也涌现了不少行家高手或名副其实的收藏家。他们以收藏为乐，视藏品如生命，默默为保护文物和弘扬传统文化奉献着。 民间收藏文物，原本作为国有收藏的有益补充，应予提倡和鼓励。再说，同为华夏文明的遗存之物，同样是为了保护与传承，凭什么说国有收藏的文物是“亲生子”，民间收藏的文物就是“私生子”？难道就让那些所谓的出土出水文物流落市井，无人问津，任人糟蹋，或流落异国他乡吗？国家该打击的是盗墓、盗捞、盗窃的“三盗”行为，而非保护出土出水文物有功的民间收藏者。所谓的“文物私生子”必将成历史的笑话！对于文物市场该不该放开的问题，早在十几年前就有学者提出争论。现实情况是，随着国内文物市场的开放，国内文物的价格起来了，越来越多的珍贵文物开始回流。这得到了上海市文物局相关人员的证实。 “中国民间收藏经过20余年地毯式的搜刮热潮，能够淘得传世文物的概率越来越小。收藏的基数在不断扩大，而合法来源的文物总量是有限的，排除假的不说，可推测这里头有多少是通过非法途径流进市场流到藏家手上。”谈及民间收藏，其藏品来源的合法性和真实性问题一直为人们所诟病。藏家们最害怕被人说成眼力不好，收了一屋子的假货，哪怕真的藏了一室琳琅，也轻易不示人。但凡有藏家抬举你，愿拿出藏品与你一同赏析的，你也千万别不识相的傻到要问清楚每件藏品来历，那是犯大忌的。 他们说话总是说一半，想展示又犹抱琵琶半遮面，对于说不上来历的，总会隐讳地说，“祖传的”，圈外人不能深解其中的复杂心理，认为他们神神叨叨，他们也许是被以前“好东西说不清楚来历就没收”的极端说法吓倒了，也许…… 民间收藏越演越烈，有人呼吁，让民间收藏的“地下”文物合法化，这样可以促使一部分“地下”文物浮出水面，有利于文物保护和文物市场秩序的建立。也有人对这样的提法嗤之以鼻，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无异于鼓励盗墓和销赃。文物来路不明成藏家心病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现有各类古玩市场3000多处，商铺近100万家，年交易额约500多亿元，超越了一些经济滞后的省市国民生产总值。中国民间的收藏热潮由此可见一斑。这上千家古玩市场，其货品来源何处，其中够得上文物的又有多少？ “中国文物黑皮书”三部曲作者、著名学者吴树告诉智库专家，“这些货品的来路无非有三：一是由文物贩子走街串乡，到老百姓家里收购的祖传之物或偶得之物；二是在一些古代有名的老窑址、老作坊生产的仿古器物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市场；三是通过盗墓、盗捞、盗窃所得的地下文物。其中，祖传之物约占2%，通过‘三盗’进入市场的‘地下’文物约占1%，剩下的多为赝品、仿品。”“谈及民间收藏，其藏品来源的合法性和真实性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复旦大学文博系教授高蒙河说，“在民间藏家手里流传的文物，量还是非常大的，这里头有相当大部分的来源仍然是非法的，像农民种地挖出的文物，盗墓、盗窃所得文物，这部分文物属于民间收藏的灰色地带。” 吴树则形象地将这些通过盗墓、盗捞、盗窃的“三盗”行为流入文物黑市的文物统称为“文物私生子”。“在我调查访问的收藏者家里，只要有真品，有不少是‘文物私生子’。”“中国民间收藏经过20余年地毯式的搜刮热潮，能够淘得传世文物的概率越来越小。收藏的基数在不断扩大，而合法来源的文物总量是有限的，排除假的不说，可推测这里头有多少是通过非法途径流进市场流到藏家手上。”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民间藏家收藏“地下”文物实际上属于非法行为。但是不管是民间的藏家、学者抑或政府官员，他们都不能否认，收藏“文物私生子”成为中国约7000万的收藏大军中非常普遍的行为，从盗墓者，到商贩，到买家甚至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那么如何才能光明正大地合法收藏文物呢？《文物法》律师刘洋认为，“按照文物法规定，只有三个途径：一是去有文物拍卖资格的拍卖行竞拍，这个成本非常高；二是去国家文物商店购买，可以开发票，但现在文物商店已经名存实亡；三是不涉及一、二、三级文物的普通文物，可以交换或转让。三条途径几乎都不怎么可行。” 文物拍卖价格动辄成百上千万元，即使那些收藏资历丰富、有雄厚经济实力的传统藏家也日渐被边缘化，想要合法收藏文物的成本太高了，收藏“文物私生子”成了一些民间收藏爱好者很自然也避不开的选择。 “有需求就会有销赃，古玩城的生存是靠货的，形成一条食物链。”复旦大学文博学院教授朱顺龙说，“文物收藏的灰色地带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那些文物会流入市场，而古玩市场又是地方的经济杠杆，所以古玩市场无法取消。”古玩市场整体违法“而这里头如果要细究的话，情况则更为复杂。有知法犯法的，有确实不知情的。作为一般的藏家，更多情况是不知法的情况下犯了法。而哪怕是知法犯法买了出土文物的，也是从有合法经营权的市场上花钱购买的。”高蒙河说。 比如藏家肖吟新从古玩市场上买回一个小碟子，他认为那是水出的宋代青泉瓷。照理说，水下出的，文物法规定属国家所有，但他又是掏钱从有合法经营权的市场上买来的，这就讲不清楚了。还有一种情况是，商家为了卖高价，编各种故事，要么告诉你说这是祖传的青泉瓷骨碟，要么编一个离奇的盗墓故事借此抬高身价，你把它当出土文物买回家，其实压根就是一假冒伪劣产品。更好玩的情况是，连商家自己都不知情，将出土文物当赝品、仿品卖掉。这种情况下，如果要追究民间藏家的违法收藏行为，要么是法难责众，要么是千头万绪，无从追究。 “不过为了求个心安，我尽量避免直接从盗墓贼手里购买东西，有时候明知道是出土的东西，也一定等它流转到市场上再去购买。”肖吟新说。同为收藏爱好者的朱顺龙表示，“我也经常从古玩城入货，有1000把以上茶壶，都是比较好的家传的宝贝。宋元以前的东西基本是出土的，元代以后的东西祖传的比较多，特别是明清以来，为了怕危险，元代以前的东西我不收，只收元代以后的。”肖吟新和朱顺龙的经历反映了很大一部分民间收藏者的困惑，作为一个收藏爱好者，对于那些令自己垂涎欲滴的玩意，往往是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自己本无意触犯法律，但对于流入市场的文物，合法与非法的边界又在哪里？ 而民间收藏，原本作为国有收藏的有利补充，被适度提倡，现在也因此被划入灰色地带，成为见不着阳光的勾当。人们对民间收藏多有误解，要么认为来历不明的东西就一定是盗墓得来的；要么觉得民间的文物收藏国家没有给它相应地位，对这个事情一直比较警惕。以前还有比较极端的行为，说好东西说不清楚来历就没收，使得民间拥有数量不菲的国宝级藏品的藏家如惊弓之鸟。处于尴尬境地的不只有民间藏家，还有文物市场。吴树认为，目前，除了数量极少的国营文物商店和几家大拍卖公司，全国所有古玩市场整体违法经营。“因为，纵使它卖的都是真品，按照《文物法》，除了极少数的传世品外，都是违法的‘三盗文物’；如果是假的，则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同样也是违法。”朱顺龙表示，“《文物法》规定的有经营文物资格主体的单位只有两类，即经过国家批准的文物商店和文物拍卖企业，拍卖企业算中介机构，不可以买卖。现在上海有6大古玩城，经营者的营业执照是特种经营，规定文物交易上限是1911年，也就是说清代及以上文物是不允许交易的。但现在的古玩城都突破了这些规定，监管机构也并未采取行动制止。”按照1992年颁布的旧规，古玩城等旧货市场经批准后可以销售1911年至1949年间制作、生产、出版的文物监管物品，并由主管部门派员进行监督管理，当时对违法经营文物活动的打击力度还是蛮大的。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宋向光告诉智库专家，“先前像潘家园等旧货市场还有监管，文物部门派驻人员去巡视里头有没有文物法规定不能上市交易的文物，一旦发现便要求摊主撤回，遇上能够上市交易的，便给你贴一个‘经文检’的标签，表明这个是可以上市交易的文物。”2002年新修订的《文物法》对两类具有经营文物资格主体单位的认定(古玩城是由工商局来颁发营业执照)，使文物主管部门失去了对古玩旧货市场的相关经营审批权，监管人员相继从旧货市场中撤出，其反而成为监管的空白区，文物打私基本就乱套了。 智库从现实经济角度来看，民间收藏群体其实不是富裕而是贫困，之所以说他们贫困而不认为自己贫穷，是因为他们有着极其富有的精神世界，期盼有朝一日藏品变现后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富有。他们在收藏事业上苦与乐，遇到的尴尬和无奈，就像是四堵墙，将他们牢牢地围在里面，出也出不去，走也走不脱。综上所述，民间藏家的困惑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一是法规问题。改革开放30余年来，至今国家还没有出一部收藏法，现代社会是法制社会，人们的一切社会活动都应该有一定的社会规范管理并约束，没有法律的具体规定，首先意味着民间收藏合不合法的问题。作为一个法制社会，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二是话语权问题。长期以来，体制内的专家学者(或者掌握行政权力的人)把持着话语权，他们说真即真，说假即假；他们的论据不是让人心服口服的科学鉴定，而是所谓的馆藏标准。三是藏品的流通问题。世人都知道流水不腐的道理。藏品价值在流通中才能得到体现，价格只有在流通中才能实现。一个民间收藏家倾全家之力，用自己毕生的精力与财力收藏的大量藏品，由于受市场“瓶颈”和流通的限制，政府又不出钱收购，只能让藏品沉睡在自家的床底下，不知何年马月能变现，这是让他们无奈心酸的关键。 纵观历史，穷困潦倒的收藏家也不在少数，直到他们过世后，他们的藏品才体现价值。有的甚至跨越几代人才能变现。所以，千万别说收藏家最有钱最富有！